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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林:达者兼济天下

2017-12-06 14:12 来源:未知 编辑:美丽中国

 /《投资圈》杂志记者 筱小丫

 

他是一位商人,在1987年以2000元积蓄下海,凭借一次性输液器和电缆生意起家,上世纪90年代初又进军北京房地产业,以信仰去建构凝固的艺术。

他更是一位热衷公益事业的慈善家,从1995年起以捐赠善款、提出政协提案等方式参与扶贫及慈善事业,支持教育扶贫、医疗扶贫和赈灾救灾等工作。他说:“不是能赚钱的就叫企业家,他要能承担社会责任,这才能称得上企业家。”

他就是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两届民建中央常委、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北京林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晓林。

经过三十年的辛勤耕耘,如今的林达集团已经成为一家大型企业,总部位于北京,下辖近20家企业,涉及房地产、环保科技、文化旅游、风险投资、马赛克艺术推广等多个领域。林达集团在北京相继开发了林达大厦、远洋新干线、林达海渔广场、牡丹园公寓、幸福公寓、紫玉饭店等七个房地产项目,投资已超过200亿元。

李晓林曾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民建中央原主席、“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先生的秘书长,如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先生的秘书长。

2000年,在成思危副委员长的直接支持和关心下,林达集团作为创始股东之一创办了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李晓林以中国风投副董事长的身份见证了中国风险投资行业早期的发展史。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北京林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晓林

 

习近平总书记接见李晓林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接见李晓林

 

李克强总理接见李晓林

三十年创业故事

“54张牌是不能选择的,但怎么打是我的事;这就如同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出路可以选择。”李晓林说道。

上世纪五十年代,李晓林出生在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母亲是大家闺秀。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他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段意味深长的创业故事。

 

“晓林发达”

1969年4月至1976年2月,李晓林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6团任司务长。之后的十年里,他一直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

1987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方兴未艾。当大多数人仍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随遇而安时,李晓林选择了告别央行下海,他以2000元积蓄起家做起了贸易。

“当时我算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下海的,但我不算最早的,还有比我早两三年的,他们做得非常成功。而且当时产品紧缺,企业发展还是相对容易的,做什么都可以赚到钱。我本人也是受到了这个大潮的影响。”李晓林回忆道,“以我的性格来说,本来就愿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不愿意承上启下,天天做一些琐碎的事,觉得没有意思。我身边亲朋好友下海经商做得非常成功,我觉得我的智商比他们不差,所以就下海创办了自己的林达公司,我觉得我能把企业做得更成功。”

“为什么叫林达?大家祝福‘李晓林发达’,所以就叫林达了。”李晓林笑着说。

出于银行的工作经历,下海后的李晓林主要还是想做投资。但公司毕竟刚成立,首先必须解决“第一桶金”的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适合转向投资行业。因此,林达公司在成立之初的三年里主业是做贸易,经营的产品包括电缆、空调、彩电、一次性输液器等。

这其间,还有一个令李晓林难忘的故事。

起初,公司挣不到钱,为此着急上火的李晓林因为发烧住进了中日友好医院。当护士给他输液时,他发现一次性输液器很贵,而且不能报销。但护士告诉他:“一次性的安全,供不应求呢。”这句话点醒了他,他随即反问道:“要是我能供货,你们要吗?”

“要,有多少要多少!”护士的回答触动了李晓林天生的商业神经。“当时,这种一次性输液器全国只有两条生产线,上海一条,河北邢台一条。”李晓林打听好消息之后,拎起包买张火车票就去了邢台。

没想到,找到那家输液器生产厂后,人家告诉他:对不起,货已经全部订完了,没有了。“我当时挺难过的,如果能够弄到这个输液器,我的公司不就能赚钱了嘛。我再一问出厂价,才五毛钱一支,到医院能卖好几块一支,利润率非常高。”

李晓林没有打退堂鼓,他和工厂销售科的员工聊起了天。“我看他们科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我问,你们怎么还看黑白电视啊?他说,我们也想看彩电,但是没有啊,买不到。当时彩电也很紧俏,买彩电是要票的。我说我是从北京来的,我从北京给你弄彩电,你卖给我输液器,咱们紧俏换紧俏行不行?”

销售科的人找来了厂长,得到对方的肯定答复后,李晓林回到北京满处找彩电货源。颇费了一番周折后,他把20台彩电拉到邢台,顺利地“交换”回了输液器。几卡车货物拉回北京,几家大医院争先恐后地要货,那时正赶上输液器供应最紧张的半年,李晓林很快成了百万富翁。

李晓林并没有自满,他发现从日本进口的产品,尤其是小家电,很受中国市场欢迎,“所以我就想去日本找找做生意的机会,那时候留学是唯一的渠道。”

20世纪80年代晚期,李晓林留学日本,“我发现日本妇女体质偏寒,她们非常喜欢中国的乌鸡白凤丸。我就买了好多乌鸡白凤丸出口到日本。作为留日的中国学生,我还赚到了日本人的钱。”

不过,这些贸易都只是一个过渡,李晓林从未忘记自己做投资的初心。

 

地产传奇

从日本回国后,李晓林又瞄准了商品房市场,“很多家庭都是老少三代挤在破旧四合院的小房子里,住房太紧张。另一方面,北京要发展,就要把污染环境的工业企业迁走。就在那时,我发现了商机。”他贷款收购了当时位于西直门的一个食品厂,在原址上盖了一幢中档公寓。

“我们是第一个买下国有工厂建房的民营企业,我拿到的产权证是001号。”李晓林很是自豪当年的投资决策。

1996年,李晓林投资兴建的三里屯幸福公寓,创造了当年开工即销售完毕的经典。“那里原来是北京补花二厂,地理位置好,工厂开出的条件特别高,一开始算下来基本是没钱可赚的。”但他不肯放弃,仔细研读政策,测算价格,经过几番努力,公寓顺利建成并创下了辉煌的销售业绩。

短短几年时间,林达集团兼并收购了数家大型国有企业,如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北京煤炭四厂、北京益童食品厂、北京补花二厂、北京地质仪器厂等,在北京投资建设了牡丹园公寓、西直门公寓、幸福公寓、紫玉饭店、林达大厦、远洋新干线和林达海渔广场,在哈尔滨、牡丹江、淮安、南通、天津等地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总投资达几百亿元。

林达集团在北京房地产市场取得的巨大成功中,被称为“中国首席海洋文化城市综合体”的林达海渔广场是其得意之作。

“2006年我买这块地的时候,地形非常不规则,俯瞰像一条鱼。这里还有一条始于辽代的萧太后河,距今有1000多年历史了。这样有水、有鱼的环境,再加上我一直想以海洋文化为主题做一个地产项目,所以想把它命名为‘海鱼广场’。后来,从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古语中得到启示,最终决定把项目定名为海渔广场。”李晓林介绍说。

海渔广场集酒店、写字楼、精装公寓、商业街区、艺术馆、公园等生活方式于一体,为到此的人们提供“一站式”服务。让人“身居闹市,却像生活在大海里一般,宽阔、自由、生动、活泼、舒适”,这是李晓林对这个项目的期许。

“现在中国有上万家房地产开发企业,这些年行业开始整合,有的退出了,有的多元化发展了,我们属于正在多元化发展的那一批。”李晓林早就看准了旅游文化地产的发展前景并开始着手打造。

2016年5月,林达集团的哈尔滨外语城项目正式启动,总建筑面积约30万平方米,总投资约30亿元。

“中国有两亿学生,他们往往是外语读写能力可以,但面对面的交流能力不太行。不是因为我们的学生笨,而是因为没有语言环境。”李晓林介绍,外语城中将使用九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文字,为所有来到这里的人们提供学习和体验外语的情景环境。

外语城以马赛克文化艺术为主题,以文化教育、旅游观光、影视传媒、商业体验为支柱。“我将西方建筑史上的13种建筑流派全部融入到了外语城的建设中,设立了九个国家分区:英国区、法国区、德国区、意大利区、西班牙区、荷兰区、俄罗斯区、摩洛哥区、亚洲区。这是一座异国生活体验城,里面包括各种设施,市政厅、银行、邮局、酒吧街、购物中心,只要买张门票进入其中,就能实现无需签证、无需长途飞行就体验异国风情的愿望。”

“我打算在全国十个城市建造外国语言场景的‘外语城’,为国人锻炼语言能力提供良好的环境,哈尔滨是第一城。”为什么选择哈尔滨?“因为哈尔滨有55所大学、145万大学生。哈尔滨市的人口超过1000万,而黑龙江全省的人口才3000多万,旅游人次可达每年7000万。我们准备在全国复制这种模式,第二站在成都,第三站在武汉。”

李晓林透露,哈尔滨外语城主体已经封顶,正在装修,预计明年开城,这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能达到30%。

 

李晓林在第六届中国地产财富年会上就房地产行业发展趋势问题发表观点

 

林达海渔广场

 

李晓林向客人介绍哈尔滨外语城项目情况

 

环保科技

环保科技是林达集团的又一大重点业务板块。几年前,李晓林了解到国内在废旧轮胎处理方面与国外先进技术之间存在的差距后,投入资金组织国内专家攻破了技术难题,这不但使中国人在此项业务上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产权,也为中国废旧轮胎再利用提供了环保、先进的发展模式。

“废旧轮胎一身是宝,再利用的利润非常可观。”李晓林表示,“我们想在全国建10条生产线,每条生产线每年可处理30万吨到60万吨废旧轮胎。10条生产线的产能最多有600万吨,而中国每年产生废旧轮胎1200万吨,我们都处理不完。”

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新生的废旧轮胎数量巨大,仅2015年的产生量就在3.3亿条左右,约合1200万吨,这个数字还以每年8%〜10%的速度递增。李晓林介绍,废旧轮胎是一种危害较大的“黑色污染”,大量轮胎堆积不仅占用土地、污染环境、危害健康,还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安全隐患,废旧轮胎的处理及再利用问题已刻不容缓。

目前,废旧轮胎再利用处理的途径主要有三个:一是废旧轮胎翻新,这种方式对轮胎的完好性要求较高;二是利用废旧轮胎制造再生橡胶和胶粉。再生橡胶能替代部分生胶应用于橡胶制品中,但在这个过程中,高温高压动态脱硫又会产生二次废气污染,且生产过程中存在燃烧、爆炸的危险,这些原因都使再生橡胶的生产走向式微,有些国家已停止了再生橡胶的生产;三是废旧轮胎的“热裂解”再利用。橡胶产品经过2〜3次重复利用后就不能再用于生产橡胶制品,“热裂解”技术是目前废旧轮胎循环利用的重要方法和方向。

林达集团下属公司研发的微波处理技术可将废旧轮胎分解为45%的燃料油、35%的炭黑、10%的钢丝和10%的可燃性气体,实现废旧轮胎中各类资源的充分回收。微波处理是回收利用废旧轮胎最有效的技术,代表了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废轮胎处理技术的发展方向,既能有效化解环境污染,又能创造经济价值,是发展循环经济及节能减排的一个有效路径。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李晓林提交了《关于加大对废旧轮胎处理再利用的政策支持的建议》的政协提案。他提出,“废旧轮胎处理企业需要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从技术、政策、法规等方面对废旧轮胎的再利用项目进行扶持和鼓励。一些发达国家对废旧轮胎的再利用处理的支持政策值得我们借鉴,比如直接对废旧轮胎处理实行政府补贴,通过强制性政策与立法推动市场的发展,鼓励在轮胎生产中以一半再生碳黑代替原生碳黑等。”

李晓林建议,应当尽快制定税费扶持性政策措施,对已经投资运营的废旧轮胎处理企业进行排查,使政策尽早落地生效;从环保预算中拿出一定的补贴资金,对采用较先进工艺技术处理的企业实行政府补贴;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鼓励新轮胎和橡胶制品生产时,采用再生碳黑的优惠政策。

 

成功哲学

谈到林达集团取得丰硕发展成果背后的经验,李晓林的回答是,做投资要勤学慎思,力争掌握三大客观规律的精髓:掌握经济规律以调控投资节奏,掌握市场规律以决定投资力度,掌握政策规律以校正投资方向。

在经营实践方面,李晓林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时为,有时不为;有所求,有所不求”的原则。

“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说,有些人觉得做什么都好,多元化的公司什么都做,地产、石油、矿产,但不见得都能做得好。真正做得好的,是能在一个行业里做到领军企业。”李晓林说道,“要在一个行业里做到很好,品牌很重要,适合你的你干,不适合你的最好不要干,只有专一性、单一性的业务才能做得好,所以叫有所为,有所不为,林达集团就是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取得发展的。”

“有时为,有时不为。是指比如说处于宏观调控或金融危机阶段时,那个时候可以不为,进行收缩调整,跟随政策和形势进行产业调整,待经济条件转好时再大力发展。”

“有所求,有所不求。人生不要什么都求,要有舍有得。企业发展也是这样,要明确企业发展诉求,比如建立客户群,就要清楚建立什么样的客户群,这就是有所求,有所不求的体现。”

李晓林还结合自己的经历对大学生创业提出了建议,“我认为大学生不具备创业的条件,第一没资金,第二没经验。所以,不应该鼓励大学生去创业,应该让他们先就业,在自己喜欢的行业中摸爬滚打一段时间。经过几年的积累和打磨,对行业了解了,掌握了自己以前没有掌握的理论和实践之后,再去创业不迟。”

“以我自身为例,我是做房地产的,但我当年不是直接下海创业的,而是积累了大量工作经验、社会阅历并对想从事的行业有了充分了解之后才做出了创业的决定。创业的路上充满艰辛,远不是外人想象的那样简单。”李晓林深有感触地说,“为什么有人创业成功了,有人没成功,定位和方向设计特别重要,年轻人尤其如此。否则的话,你会走很多弯路,然后还得重新走。”

李晓林建议,大学生在投入创业前要设定好目标:主业是什么,如何经营,资金从哪里来,市场怎样……这些问题都要在创业前充分论证,然后才能做决定。“大学生渴望成功,希望通过创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一定要深思熟虑、准备充分之后再行动。要创业,更要注意提高创业的成功率。”

 

二十年慈善公益路

“不是能赚钱的就叫企业家,他要能承担社会责任,这样才能叫企业家。”在李晓林看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首先体现在企业发展层面,将企业做大做强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责,创造社会财富,增加就业机会,按章缴税等等,都是尽到社会责任的体现;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其次体现在社会发展层面,企业家要“致富思源、义利兼顾”,关心、支持困难群众,参与扶贫及公益慈善事业,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在践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方面,李晓林多年来一直身体力行。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作为全国12家具备救灾职能的公益组织之一全力投入到了抗震救灾工作中。2008年10月,基金会获得了由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的“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称号。

 

作为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晓林在推动基金会及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2008年12月,他获得了由民政部评选的“2008年度中华慈善奖”,这是中国政府颁发的最高规格的慈善奖项。

 

慈善是一种生活方式

“帮助了最需要帮助的人,这是最幸福的事。”李晓林说,“良田千顷,日食三餐;卧榻一张,不过七尺。对企业家来说,挣钱是手段,用钱是目的,不能为了赚钱而成了钱的奴隶。”

李晓林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从事慈善捐助活动是在1996年。在那个很多人还在为成为“万元户”而努力的年代,他为修缮京城名刹嵩祝寺捐资550多万元。

这里有个颇值得一提的故事。李晓林出生在北京皇城根附近的钱粮胡同,嵩祝寺就位于胡同西口外不远的地方。这座寺院建于1733年,是旧时皇城内唯一的藏传佛教庙宇,也是藏传佛教三大活佛之一章嘉活佛的主要驻地。

小时候,李晓林的母亲常带他去嵩祝院上香,教育他做人要慈悲慈善。特殊时期,嵩祝寺被迫断绝了香火,当时正上小学的李晓林对母亲说:“妈,您别伤心,等我长大了把庙再修起来,您继续烧香去。”

后来,嵩祝寺里成了电视机厂的厂房。1995年,经营不善的电视机厂进入拍卖程序,李晓林得知消息后参加了竞拍。经过三轮争夺,价格由最初的7000万涨到1个亿,李晓林咬着牙买了下来,“我必须争那口气。”

拍得电视机厂后,李晓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550万元修缮嵩祝寺建筑,过程中还发现了最初的天花板块,他毫不犹豫直接上报了国家文物局,“我要把这个地方的一檐一瓦都保护起来。”

嵩祝寺修缮完工后,已是中年人的李晓林带着年迈的母亲故地重游,“妈,您看,庙又修起来了。”孩提时代的一句豪言壮语终成现实。

同年,李晓林还捐资50万元,在北京市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成立了北京市第一所棋类专业学校——北京晓林棋校。

自此,李晓林投身慈善事业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他以捐赠善款、提出政协提案等方式积极参与扶贫及慈善事业,权利支持中国的教育扶贫、医疗扶贫和赈灾救灾等工作。

2003年,了解到中华骨髓库仅有2万例数据资料的现状后,李晓林带领企业家们捐资225万元发起成立了中华骨髓博爱基金,帮助中华骨髓库发展成为目前全世界第三大骨髓库,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华人骨髓库。

2005年,李晓林赴贵州毕节市黔西县考察扶贫事业。了解了当地的情况后,他捐资20万元创办了林达思源小学。李晓林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场景:当他乘车离开时,孩子们不顾飞扬的尘土,边追着他车子边大声喊“谢谢”。

“我回头看窗外,他们全被裹在汽车扬起的尘土里,隐隐约约能看见已经洗得没了颜色的蓝校服、红领巾。”李晓林坦言,那一刻他不禁红了眼眶,“我觉得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很惭愧!”

“每一次慈善活动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我愿意为更多的人提供改变命运的机会。”这是李晓林的初衷。

从那以后,李晓林与当地结下了难解的情缘。十几年来,他每年都要去贵州扶贫。“现在很多从贫困地方出来的人都不愿意回去,觉得家乡没有发展机会。这是客观现象,但要改变贫困地区的面貌又需要人才,我们现在采取的做法是开展产业扶贫、智力扶贫,为当地引入志愿者和好的项目。”

比如,很多贵州的贫困村庄山清水秀,风景如画,李晓林就出资协助当地政府修路,翻新房屋,改造设计,发展旅游产业。“中国真正的短板在农村,有什么办法能让资金流向这些地区,这应该成为国家的战略定位之一。”  

截至目前,李晓林在教育、文化、扶贫等公益慈善事业领域的捐款捐物,累计总价值已达到人民币5000多万元。他向记者透露,近期还打算拍卖自己的劳斯莱斯轿车,将所得款项投入到慈善事业中。

很多人不知道,李晓林是中国大陆第一辆全新豪华版劳斯莱斯轿车的主人。2003年,劳斯莱斯厂商找到他,问他是否愿意购买全新豪华版劳斯莱斯。“我当时想,英国皇室成员能坐的车,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也能坐,我就要求他们按照英国女王座驾的配置标准为我装配一辆。”他微笑地回忆道,“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有慷慨激昂的热情,想从各方面为中国人争光。他们回去商量之后告诉我说,我要求的配置没有生产计划。我一看他就是不想给我,我说我还有一个身份,我是全国政协委员,这样是不是可以定制一辆?结果,他们答应专门给我生产一辆,并满足了我的全部配置要求。”

“对我来说,慈善是一种生活方式。饮水思源,回报社会,为扶贫和慈善事业奉献自己,是我毕生的追求。”李晓林表示。

 

2003年12月27日,李晓林成为中国首位全新豪华版劳斯莱斯的车主。

 

最有成就感的事

谈到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的创立,李晓林难掩自豪之情,“这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事。”

2005年,李晓林等15位民建会员企业家发出了开展“思源工程”的倡议。经过精心筹备,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于2007年3月正式成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担任首任理事长,现任理事长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

十年来,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秉承“饮水思源、回报社会”理念,围绕贫困地区多个领域开展公益慈善事业,先后启动实施了“思源救护”“思源教育移民计划”“芭莎慈善”“思源助学”“思源沼气”“思源水窖”“思源骨髓”“天使妈妈”和“思源爱的分贝”等扶贫项目。

作为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晓林为基金会的发展投入了大量精力。“从2007年到现在,我们累计帮助了1000多万人,获得了两个中华慈善奖,这是政府最高奖。2008年,我们还获得了由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的‘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称号,胡锦涛同志亲自给我颁奖的。”李晓林说道。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是全国性的公募基金,由中央统战部主管,民建中央日常管理。谈及基金会的运营模式,李晓林介绍说:“《慈善法》规定,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基金会年度管理费用支出不能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我们的支出比例比这少得多,3%就够了。起初我们什么都没有,都是化缘化来的。办公用房是民建中央提供的,装修和家具都是企业家捐赠的,还有企业家给我们捐汽车,就这么做起来了。”

“基金会要发展,就要增强自身造血能力,这不是说要基金会自己想办法去用钱生钱,而是要用项目去吸引大家的爱心,鼓励爱心企业捐资。我们给爱心企业搭建平台,提供条件,大家一起做事,一起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李晓林表示,“基金会总会的团队不到20人,领导了38个基金专项,到现在为止做了15个亿,今年已经收了两个多亿,目前的钱大部分是用于救护车项目。”

2012年,李晓林了解到贫困地区的危急重症患者、孕产妇和伤员经常因为当地缺少救护车而耽误救治后,倡导发起了“思源救护”项目,目前已联合社会各方力量累计捐赠救护车2255辆,覆盖了592个国家级贫困县。

2016年是中国脱贫攻坚决胜决战开局之年,在当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李晓林一方面呼吁民营企业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脱贫攻坚战,另一方面呼吁政府及社会各界更加重视和关心在贫困人口中占比较大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群体,切实解决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李晓林十几年来一直在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鼓与呼。他先后提交了《建议加快中华骨髓库建设提案》《关于如何解决白血病手术费用的提案》《关于将公益慈善事业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的提案》《关于建设国家级跨部门联合救灾救援指挥平台的提案》《关于将地中海贫血患者救助纳入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提案》等提案,这些提案得到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并被《人民日报》、新华社、《人民政协报》等中央媒体广泛宣传,在推动慈善事业发展、发展中华骨髓库、促成白血病治疗纳入基本医保、支持地中海贫血患者救治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李晓林先生作为优秀的企业家和慈善家,怀着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情谊,实业报国,致富思源,为中国慈善事业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中国脱贫攻坚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如此评价道。

 

2017年3月,李晓林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

 

2016年9月,“思源救护”项目荣获民政部评选的第九届“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2017年3月13日,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芭莎公益慈善基金在北京举行“2017思源救护中国行暨芭莎公益慈善基金、BAZAAR明星慈善夜300辆救护车发车仪式”,

不但再创中国单场救护车捐赠数量最高纪录,还采取“集约化扶贫”方式,集中对部分省所辖国家级贫困县进行了救护车全覆盖。图为李晓林在仪式上宣读受助医院名单。

2017年7月25日,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与财政部领导就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问题举行座谈图为李晓林与财政部部长肖捷在座谈会现场合影。

 

2017年11月7日,李晓林陪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陈昌智赴京东集团总部调研。其间,李晓林代表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与京东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李晓林与受助地区和受助群众回赠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2212面锦旗。

 

中国风投事业见证者

回忆“一号提案”

作为中国风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李晓林见证了中国风投行业17年的发展历史。

“中国风险投资的‘一号提案’是成思危先生的主张,后来以民建中央提案的形式提交,要求把风险投资作为国家的一项战略安排。民建作为参政党,这些年一直在积极推动中国风投事业的发展。”李晓林侃侃而谈。

李晓林提到的这个“一号提案”萌芽于整整20年前。1997年9月,后来被人们尊称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民建中央主席的成思危先生,在从武汉到重庆的一艘江轮上主持召开了一个风险投资主题国际研讨会。这个主题的研讨会当时在国内还是首次举办,美国花旗成长基金、穆迪公司等许多知名的国际性公司都派来了参会代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发展风险投资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

这次研讨会后,民建中央向1998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被列为当年政协会议的“一号提案”。

这份提案指出,“当代国际社会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必须借鉴国外风险投资的成功经验,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事业,推动科技进步。”

当时的大背景是,国内有大量科技成果等待转化。根据当时科技部的统计,我国每年约有3万项科研成果通过省部级鉴定,但真正能够转化为产品的只有20%,真正能够实现产业化的只有5%。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时候美国正经历着互联网产业的风起云涌,风险投资发展如火如荼。仅1996年一年,美国就有1500多个风险投资案例,涉及资金100亿美元。

显然,当时中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与美国存在着数量级的差距。为此,“一号提案”建议,“明确把发展风险投资作为推动科技和经济发展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基本政策。制定发展规划,并纳入国家中长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规划。⋯⋯鼓励、支持建立风险投资公司。结合我国实际,宜采用‘官民’合办的模式。国家注入适量资金作为启动和担保资金,采用股份制或发行债券,广泛吸收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方面的投资,形成在国家统一规划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风险投资经营公司。”提案还特别指出,我国“缺乏健全的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而这两个市场是风险投资运行机制的基础。目前我国的股票市场刚刚建立,能够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很少;产权交易市场不发达,高技术企业不能自由地转换产权,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一号提案”得到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在答复中对该提案给予了充分肯定,答复中提到,“我们十分赞同提案关于风险投资作用的观点,即风险投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手段,而科技成果转化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建设水平和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已成当务之急。”

1998年“两会”闭幕后,“一号提案”持续掀起了中国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热潮。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仅1998年下半年,我国就新成立了43家风险投资公司,平均每个省级地区新成立1.3家。

如今回头看去,1997年到2001年是中国风险投资事业蓬勃兴起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到2001年,我国已有各类内资风险投资公司160家,承诺资金拥有量约180亿元,实际投入约30亿元。此外,还有风险投资管理公司约150家,来自境外的风险投资资金约3亿美元。

与之呼应,很多地方政府推出了配套的风险投资担保基金,各地还纷纷成立了创投协会。2000年3月,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北京创业投资协会正式在北京市社团办登记注册;同年10月,深圳创业投资同业公会、上海创业投资企业协会也相继成立。

 

 

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先生与李晓林合影。

 

第一个吃螃蟹

李晓林回忆,2000年,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还处在非常早期的发展阶段,包括如何建立合理的基金组织架构等问题也还在摸索之中。

“当时,成思危副委员长提出搞一块‘试验田’,搞一家风投公司,为中国的风险投资事业探索一些成功的思路,寻找一条发展的渠道。”2000年4月,深圳宝安集团、北京林达集团、四川通威集团、上海天正集团作为原始股东,共同出资成立了中国风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这是中国成立最早的,也是当时的唯一一家‘中字头’风投公司。当时,高层领导和股东们对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的要求是,不求其大,不求其快,要踏踏实实地按照风险投资的理念推进发展。

“一开始,很多人连什么叫‘风投’都不懂。他们望文生义还感觉很奇怪:有风险的公司还能投吗?大家不理解,因为在人们的习惯印象里,有回报保证的项目才可以投资。当时,我们一边积极地实践,一边在理论上大力倡导,把风险投资事业一点一点地发展了起来。”回首当时的艰辛,李晓林非常感慨,“当时,成思危先生是我们的高级顾问,他非常关心公司的发展,费了不少心血来做这个事。”

为推动风险投资的实践,在此期间,成思危先生每年都出面组织一次中国风险投资论坛,每次都亲自做主题报告。在他的推动下,《中国风险投资》杂志、《中国风险投资年鉴》相继出版。之后,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又联合香港理工大学,各出资200万元成立了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开展风险投资方面的学术研究。

目前,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范围覆盖早期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产业并购等,在全国十几个城市设有办公室,管理着超过20只组合式人民币基金,平均IRR超过30%。基金投资项目累计超过160个,其中超过25个项目实现了IPO或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近40个项目挂牌新三板,另有超过30个项目以其他方式实现了退出,最高回报超过135倍。2017年同样是公司收获的一年,截至7月,已有4家投资的企业在A股上市,有2家企业IPO过会。

作为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晓林见证了中国风投17年的发展历程。“这十几年的运作还挺好的,为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开辟了一些比较成功的路线,积累了一些比较经典的案例。后来各地搞起来的风险投资公司都是以我们为楷模,以我们的实践经验为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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